這篇文章的核心價值和結論
核心價值：
這篇文章的核心價值在於探討在民族危機的非常時期，如何正確地對待宗教問題。作者強調，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，深深根植於民眾的生活中，是不良社會制度的擁護者，同時也是帝國主義者可能利用的工具。在面對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，我們應該將對宗教的態度與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結合，而非簡單地全盤反對或忽視宗教問題。
主要論點：
宗教的複雜作用： 宗教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表現方式。它不僅維護了不良的社會制度，還可能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來挑撥民族內部的矛盾，或者作為掩飾其侵略行為的煙幕。
對宗教問題的兩種錯誤觀點：
忽視宗教問題： 認為當前唯一重要的是民族危機，其他問題可以暫時擱置。
將反宗教與民族解放並列： 認為反對宗教應該與民族解放運動同等重要，並行推進。
正確的態度： 我們應該將對宗教的態度從屬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大目標之下。反對宗教不是獨立的任務，而是要結合民族抗爭，針對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勢力利用宗教進行侵略和壓迫的手段。
結論：
作者認為，在非常時期，對待宗教問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、靈活應對的態度。我們需要認識到宗教在民眾生活中的深厚根基，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將其消除。因此，應該將反對宗教的工作與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，從敵人的侵略策略出發，適當地應對宗教問題，最終實現民族的解放和社會的變革。
如何實踐文章的主張
結合民族解放運動，統一戰線：
反對宗派主義： 當敵人利用宗教的宗派性挑起內部矛盾時，我們應該著重反對這種宗派主義，努力團結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，共同參與民族抗爭。
揭露敵人欺騙： 當敵人利用宗教作為掩飾其侵略的煙幕時，我們應該強調民眾的實際物質利益，揭露敵人的真正目的，使民眾認清形勢。
利用敵人內部矛盾，加強抗爭力量：
借力打力： 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矛盾時，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矛盾爭取更多的抗爭機會。例如，當西方列強因東方侵略者的過分擴張而對其進行制約時，我們可以藉此壯大自己的力量。
逐步改造宗教觀念，避免操之過急：
教育引導： 通過宣傳和教育，逐步提高民眾的科學文化水平，減少宗教迷信的影響，但要避免激進的手段，如強制打破偶像等，以免引起民眾的反感。
結合實際： 在推進民族解放的過程中，關注民眾的切身利益，使他們認識到自身命運與民族興衰的關係，從而自覺地改變對宗教的依賴。
尊重民眾信仰，避免直接對立：
策略性對待： 由於宗教深植於民眾心中，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信仰，在此基礎上引導他們參與民族抗爭，而非強行剝奪其宗教信仰，造成不必要的對立。
加強對敵人的監督和抵制：
防範滲透： 密切關注敵人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和分化的活動，及時採取措施加以阻止，保障民族解放運動的順利進行。
總結
實踐這篇文章的主張，需要我們在非常時期以民族解放為最高目標，靈活而審慎地對待宗教問題。我們應該將宗教問題納入整體的抗爭策略中，既要防範敵人利用宗教進行侵略和壓迫，又要尊重民眾的信仰，逐步引導他們參與到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中來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，實現民族的獨立和社會的進步。
非常時期對宗教的態度
——答熊寶君
一
編者先生：
孫傳芳被刺殺的事件，近期各地都在熱議。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，本不想提起來打擾你們。但由於這事件發生在佛教的大本營，讓我聯想到關於宗教的問題，想請教你們的意見。你們對於宗教問題，從未討論過，希望藉此機會給我們一些指導。
在我看來，這件事本身對於宗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。即使有意義，恐怕也只是加強了宗教的迷信罷了。有些人將「血濺佛堂」的故事看得很重，認為這是對宗教的一個反面的諷刺，其實我看不出有什麼諷刺。在一般人眼中，反而覺得這是佛教中因果報應說的證明，更加成為那些靠佛教謀生之人宣傳的好材料。它在宗教方面的反動性和保守性極為濃厚，其程度不亞於「替父復仇」的故事在舊道德方面的保守性和反動性。
這件事雖然沒有絲毫積極的意義，但它的發生使我們想到：像孫傳芳這樣的軍閥，得勢時不知屠殺了多少生命，榨取了多少人民的血汗。失勢後，仍然擁有巨大的資產，能在租界過著安逸的生活。他正是當今不良社會制度的代表。而這樣的一個代表者，走進宗教的殿堂，公然成為「大師」，坐上了長老的首席。由此看來，宗教的真面目是什麼，就可推知。宗教是不良社會制度的擁護者，它為不良制度的代表者設下了巧妙的出路。它對於社會的罪惡，表面上似乎也反對，甚至要加以制裁。但它對罪惡的制裁，大多推到來世，或者說些死後地獄審判的鬼話，這樣一來，就讓現實中的罪惡繼續橫行。
我記得有名的社會科學家曾說過：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。」這真是恰當的比喻。鴉片有毒，且一旦中毒，就會上癮，無法擺脫。宗教將不良制度的毒害種在民眾身上，使之成為民眾根深蒂固的習慣，讓人無法擺脫。如今還有許多痛苦的人民，明明知道他們的痛苦是不良制度造成的，但因受了宗教迷信的毒害，仍以為是前世作孽、神靈發怒的結果。比如水災，明明是負責河工的當局平時不顧農民利益，不做好防範工作所致，而寺院裡的人卻告訴大家這是河神作怪。結果人民雖然窮困，寺院的香火卻更旺盛了。災荒雖然嚴重，人們卻不知道如何尋找正當的出路，這真可算是鴉片的作用。
宗教的毒害既然如此嚴重，我們是不是應該設法反對它呢？但反對宗教與廣大民眾有關，它深深植根於民眾的生活中，要徹底拔除這種根基，我看實在是極為困難的事，有時看來簡直不可能。過去有人用種種方法反對迷信，都沒有什麼效果。例如，用演講會等方式，想在民眾中灌輸科學知識，讓他們覺得宗教迷信不可靠，這辦法可以說一點成效也沒有。前些年又有人用「打破偶像」的方法來反宗教，把寺廟裡的泥塑神像都毀掉了。這不但無效，反而引起民眾的反感，甚至加強了他們的宗教信念。因為神像被毀，他們非常恐懼，害怕神靈發怒，會有災荒發生。恰巧又連年發生了災荒和戰亂，民眾生活更加困苦，讓他們覺得從前的畏懼果然成真，這不是更加強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嗎？
中國的宗教問題也不簡單，在民眾中有勢力的宗教，除了佛教外，還有回教、道教、外來的基督教，也都有一定的影響力，孔子也可算是一種變相的宗教人物。如果我們要反對宗教，對於這些複雜的派別，該採取什麼方法才適當、有效呢？
另外，我還有一個問題：反對宗教的問題，是否值得我們當作最重要的問題來處理呢？眼前中國最迫切的問題，顯然是民族的危機。如果說現在是非常時期，那我們得加上一個形容詞，說這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非常時期。現在應該全力對付民族敵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是否還值得分大量精力來處理宗教問題呢？我認為這很值得討論，所以提出這個「非常時期對宗教的態度」的問題來請教。
——熊寶君來信
二
我們要討論的問題
熊君提醒我們首次談論宗教問題，我們感到非常高興。熊君對於宗教的見解，在原則上我們認為是正確的。一般而言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，宗教是不良社會制度的擁護者，這在現代社會科學上已是確定的觀點，毋庸置疑。
然而，宗教的作用在不同情況下有各種各樣的表現，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物。因此，談到我們對宗教的態度，也就不是簡單的「反對」二字可以概括的。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還要擁護宗教，我們只是想說，反對宗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宗教在民眾的生活中，正如熊君所說，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東西，它是社會意識形態中最頑固的一種。它不僅與不良的社會制度緊密結合，即使制度改變了，它仍能在民眾中發揮不少作用。像蘇聯那樣的國家，社會制度早已改變，但宗教勢力仍未根除。
反對宗教本身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於宗教問題太複雜、太繁難，不知道要用什麼態度和方法，才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。這正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。
三
宗教的各種作用
在這篇短短的答覆中，我們無法詳細說明宗教的各個方面，只能就熊君提出的範圍談一談。正如我們剛才所說，宗教的作用在不同情況下有各種表現。它是不良社會制度的擁護者，在不良社會制度中，處於優勢地位的人是壓迫者。宗教既然擁護這種不良制度，對於壓迫者的優勢當然也加以辯護。事實上，它被壓迫者利用，為他們服務。但各時代、各社會的壓迫者所處的情況不同，他們的壓迫方式也有差異，因此宗教的作用也隨之變化和發展。
我們現在無法系統地說明宗教的發展，但有幾點可以指出。比如，對於一國內的勞苦人民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宣揚犧牲的說教，讓受苦的人們忍受現世的痛苦，允諾他們死後得報酬。這樣，壓迫者的壓迫可以維持，而被壓迫者卻失去了反抗的意識。這是宗教最普遍的作用。又比如，在帝國主義時代，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實行侵略時，宗教又有兩種作用。
第一，侵略者可以利用宗教頑固的宗派性，使殖民地國內民眾自相殘殺，帝國主義者就可以從中取利。這在印度回教徒和婆羅門教徒之間，就常常發生。中國新疆的回漢衝突和西藏的兩個喇嘛的鬥爭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中國的軍閥內戰雖然不是宗教戰爭，但被操縱的情形卻與此非常相似。
第二，宗教一方面有頑固的宗派性，另一方面卻有虛偽的世界性。在一定情況下，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也能起到幫助作用。凡是在同一宗派之下的人，無論國籍、身份，宗教在表面上都是一律平等的。侵略者利用這一特點，不妨對被侵略者所信的宗教加以提倡，使被侵略者產生好感，忘記了侵略者的身份，這就是所謂的煙幕作用。比如，意大利佔領阿比西尼亞的「聖城」阿克森，意軍卻下令要保護阿克森的教堂。東方的侵略者吞併了中國的土地，卻煞有介事地提倡佛教和孔教。
四
宗教問題是否重要
宗教的作用已經談過了，現在再來回答熊君最後提出的問題：在民族危機非常尖銳的當前，宗教問題是否可以當作最重要的問題？關於這個問題，原本可以有兩個相反的回答。或者說：現在唯一重要的問題只是民族危機方面的，我們要全力應對，其他一切都顧不上了，所以宗教問題可以擱置一邊。或者說：民眾受了宗教的麻醉，沒有抵抗的意識，因此反宗教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，應該與民族解放同等看待，兩者並行推進。
但這兩個相反的意見都是不對的。第一個意見是把民族解放運動看得過於簡單化，不知道敵人的侵略並非簡單的行為。侵略不僅表現在軍事、政治、經濟上，還體現在文化、宗教上，敵人也會運用他們的侵略手段。如果看不到這一點，認為民族解放運動僅僅是武裝抗爭的運動，這就近於機械論的錯誤。當然，現在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武裝抗爭，這是眼前最需要著重的事情。但如果因此把其他一切都置之不理，那也很危險。文化或意識形態的作用不能輕視，忽略了民眾最深層的宗教問題，就等於給敵人留下了一個進攻的空隙，這是不能不注意的。
第二個意見的錯誤在於，把宗教看成獨立作用的東西，不知道每一種形態的宗教都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作為基礎，每一種宗教政策都與壓迫者或侵略者的主要行動密切相關。因此，處理宗教問題，應該從它的社會基礎著眼，應該從侵略者的政策著眼。不這樣做，而與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地並行地反宗教，結果就如開演講會、毀偶像一樣，反宗教既無效果，對於民族解放運動也無益。
宗教問題是不能忽視的，因為侵略者會利用它作為工具。同時也不能將它獨立起來，與民族解放運動並列。對於宗教問題的正確看法，是要將它與民族運動適當地聯繫起來，並且要從屬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總目標之下。
五
該怎麼辦呢
在民族解放運動的總目標之下，我們對宗教的態度，應該針對帝國主義者或國內帝國主義代理人的侵略政策來制定。
例如，當侵略者利用宗教的宗派性來挑撥民族內部的自相殘殺時，我們對於宗教就不能採取單純的全盤反對態度。我們要反對的重點必須放在宗派性上，使互相衝突的宗教民眾能夠團結到民族抗爭的統一戰線中。
當侵略者或國內的代理人也來提倡民眾所習慣的宗教，想藉此掩飾他們的真面目時，我們應該抓住民眾現實的物質利益，來與侵略者的欺騙進行對抗，證明宗教的欺騙是如何危害了民族的生存。
同樣是侵略者的工具，但侵略者之間的矛盾衝突，也使得工具之間存在矛盾。被侵略的殖民地民眾，應該善於利用這種矛盾衝突，這對於我們是有利的。例如，東方和西方的侵略者雖然同是我們的敵人，但因為前者進攻得太過分，後者不得不對其進行打擊，有時甚至因此不得不支持我們的抗爭運動，這對我們來說多少是一種有利的反抗機會。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就是這樣的情況。在宗教上，這種情形也時有反映。西方侵略者的宗教集團，對於中國的民族抗爭運動，有時也會採取贊助的方式，雖然這非常有限，但在民族抗爭的總目標之下，我們對他們就不能一概視為最大敵人。我們要利用他們所提供的一切機會，增強抗爭的力量。
以上幾點，就是我們在非常時期對宗教應採取的態度。性急的人也許認為這對於宗教的存在一時無法推翻，感到不滿。但在民眾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宗教，本來就不是一下子可以推翻的東西。它與舊社會的一切密切結合，反對宗教也要與變革舊社會同步進行。舊社會完全摧毀的那一天，宗教的基礎也才會消失。目前，我們變革舊世界的任務以民族抗爭為主，因此對於宗教的態度，也只能適應這一任務，著重以上的幾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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